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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精神与人格培养
李朝东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到兰州交通大学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讨论。

我所关心的两个问题

      首先,我先简单的谈一下我近几年来关心的问题。我研究的问题和我关心的问题不完全一致,我是从事外国哲学研究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现象学。从我的专业研究向前延伸,我关心两个问题。一个是我试图对 “李约瑟之谜”做出解答。大家都知道李约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悖论或者叫做命题,即他提出的“中国古代为什么有技术没科学?”,我们也可以看做把它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为什么落伍了?”的提问。其实我觉得对李约瑟的命题,我们中国人在理解上存在点问题。前面的一个问题是准确的,“中国古代为什么有技术没科学?” 后面一个不应该是中国近代为什么科学技术落伍了?而应该是中国近代为什么技术落伍了。
      假如说李约瑟的命题是成立的,那么中国古代就没有科学,近代我们就只能这样问:“技术为什么落伍了?” 其实这不是一个悖论,或者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也非常简单。技术落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背后没有科学, 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前一个问题中。我们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理工科的研究生 ,我们非常清楚每一项技术、成果的背后,它都有一个多学科的、复杂的科学理论在支撑着。我们今天到街上买一个计算机、一个计算器或者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里面都会附上一个科学原理图,这就是说这个东西的科学原理及其科学理论在那儿。但我们看我们中国古代的不管是四大发明还是没有列入四大发明的张衡的地动仪等,都是非常精妙的,但是却没有给我们留下这项技术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因此,有科学的原理支撑所做出的科学发明和没有科学原理支撑所做出的科学发明是不一样的。在现代科学技术领域里面,科学理论和思想永远走在技术前面。所以这是我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古代为什么有技术没科学?
      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一直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在向汉文字转换时为什么会失重?我把题目解释一下,就是说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她的苦难在向文字转换的时候为什么会失重?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字不表达、不记载沉重感,或者换句话说,它使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遗忘痛苦、生命轻化的一种特质或者趋势。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字和语言。我在这个地方绝不想轻视我们的语言和文化,绝不想诋毁我们的语言和文化,我们只想分析它的特质,只想分析它的特征。我刚才讲了,说我们要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来看看怎么来架构一个大学生的健康人格,或者知识分子的人格。

中西文化的差异

      我们今天的这个报告或者讨论,要从语言和文字的特征入手,但是我们不作专业的文字和语言的研究,我们只拿几个要点来分析一下。
      首先,西方文字是拼音文字,中国文字是方块的象形文字。差别的根源就从这儿开始。其次,西方的拼音文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语言学家,对语言进行形式化研究,形成了语法学。再次,西方人在语法学的研究过程中,同时对词法也进行了非常认真的研究,在对词法研究的时候,他们形成了一些在我们中国古代语言中没有的词性,比如动词不定式等。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莎士比亚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在《哈姆雷特》一书中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的“To be or not to be?”这里的be就是系动词的动词不定式,或者叫做动词原形。我们文学上翻译这句话为:生还是死,也就是说to be是生,not to be 是死,或者毁灭。这是语言学的翻译,哲学上把这句话翻译成:存在还是不存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其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里的那个“存在”,就是英文里面be的分词being,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是理解中西文化差异非常关键的入口。
      西方人认为,一切物从“自在之物”转换为“为我之物”,都要借助于语言的表达,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语言有一种“显现”功能,这个语言的显现功能就靠一个表达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概括成的“S是P”。 “S是P”中这个系词“是”是非常重要的,几乎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在的西方思想家,两三千年他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的问题。我们先不管时态,把表达万事、万物都有的那个主语和宾语抽象掉以后看,表达万物“是”的那个系词就成为一个动词。这个动词的分词形式,我们叫动名词being,这个词就是西方哲学研究的对象,叫做“存在”。现在国内有许多哲学研究者认为这个词不应该翻译为“存在”,而应该翻译成“是”。翻译为“是”还是翻译成“存在”,我们在这不展开讨论,但我要告诉大家,系词的动词不定式或者它的分词形式在西方语言中是相当重要的,我甚至于把它提到这样的位置:它是西方文化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