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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板凳不怕十年冷
作者:彭德倩  来源:解放日报

    “代表作”评价机制,源于2009年底复旦的一次青年教师座谈会。会上有老师提出,目前的职称评审制度适用于普通人群,但可能会遗漏一些真正优秀、但又不符合现行刚性学术要求的人才。这个话题当场就引发了热议,并被学校提上了内部治理改革的日程。随着“代表作”的试行推广,几位青年教师成为首批受益者,更安心投身冷僻专业,更甘于坐“冷板凳”。
  专业冷僻:小众有人识
  去年9月,31岁的郭永秉成了复旦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如果按照传统的刚性指标要求,他连获得竞聘资格都难——
  按照传统要求,评副教授必须有5篇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其中包括至少一篇发表于比 “核心”更高级的“权威期刊”。郭永秉申报副教授时,发现自己就少了这样一篇“权威”。
  《中国语文》是语言学唯一的权威期刊,但每年发表的古文字领域的论文只有一两篇,且都是字词考释,基本不涉及古文字学。“现在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细分,我所在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这个专业在国内就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一是因为实在太小众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古文字的字形需要图片嵌入,还有很多怪字形,排版非常麻烦,没有杂志喜欢这类论文”。
  正当小郭灰心之际,单位为他启动了“代表作”评审通道,一本《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一篇《帝系新研》成为他提交的两篇代表作,学校从专家库里随机邀请了5位同行专家对他的专著进行同行评审,最终获得全票通过,进入正式竞聘阶段,最终晋升副教授。郭永秉回忆起当时,还是非常激动:“简直有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以质取胜:十年磨一剑
  是静心研究“十年磨一剑”,还是为发表论文搞“短平快”?
  历史系教授张巍研究的西方古典学是个“慢工出细活”的专业。古希腊文、拉丁文、德文、英文、法文都要学,写一篇论文,原著阅读量过百万字是常事。此前,他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期间,导师不鼓励甚至不允许学生发表论文,认为这门学科需要更多时间积累。
  2006年,张巍回复旦历史系任副教授,得知评教授的门槛之一是10篇核心期刊论文 (包含2篇权威期刊),当时就有点发懵:“古典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西方对此有上千年的研究,研究结果汗牛充栋。如果要短平快地发表论文,基本上是人云亦云。当时我就做好了熬上十年、二十年再晋升的准备。”
  但张巍的 “思想准备”没有派上用场。2010年,他凭借“代表作”评审机制破格升为40岁的正教授——没有达到10篇核心期刊论文的“量”,却有着4篇权威期刊论文的“质”。这4篇论文,基本上每篇都至少花费了几年时间,其中一篇发表在英文杂志《古典学》上,两篇发表于《历史研究》,一篇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
  以其中一篇 《诗歌与哲学的古老纷争——柏拉图哲学的思想史研究》为例,为了完成这篇论文,张巍系统研读了36篇柏拉图的《对话录》原文,并大量精读西方学者代代积累的注疏,从中理出相关的思想史脉络,钻研过的材料至少有几百万字。 
    记者手记:“近亲评审”弊端须防
  以更重质量的评价机制,激励教师潜心磨剑——复旦大学这一做法获得学界肯定。但专家同时指出,若大范围推广,须对可能产生的“近亲评审”弊端早作准备。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杨德广坦言,根据“代表作”机制要求,送审的论文基本水平不低,要想查到作者不是难事。另一方面,随着学科专业方向越分越细,国内特定领域的权威专家往往“一只手就能数得出来”,有时相互熟识,甚至被评审者与其还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学术亲缘”。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生论文评审中惯用的“双盲原则”(即评审过程中评审者、被评审者双方均匿名)并不适用。评审能否抵抗住“人情社会”的压力,对专家的学术操守是个不小的考验。
  其次,一个技术性难题也难以回避。若更多高校推行类似机制,在评审中延请高水平“外援”,评审专家在繁忙的科研、教学工作以外,是否还有精力逐篇仔细研读论文并给出适当评价,将难以保证。若走马观花匆匆批就,或由他人代劳,显然有违初衷。
  教育界人士指出,大胆探索评价机制改革的同时,监管及质量控制方面的措施应及时完善。如“回避机制”,即高校在选择评审专家时,应避开教师当年毕业的高校;“公示机制”,即评审所有环节公示,在一定时间内,申报人所有的晋升材料允许查阅,接受各方监督;“评审重审机制”,即申报材料回流后校方仔细审核,专家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须写得清楚明确,不能泛泛而谈,否则就发回重审。若多次出现这一情况,可将“不合格”的评审者清理出专家库。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同行学术评价不仅承担着职称评定资质 “门槛”的功能,也可成为跨校学术交流的良好平台。高校不妨进一步拓宽视野,可选择合适的学科,请来海外权威专家评审,既可拓展专家资源,也能让国际学界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